在文学领域，自以为高才，傲视众人、不惮物议、目空一切的，在中国，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，但一般都仅仅是通过依凭自己的作品来体现，试图靠指名道姓打压别人来托高自己的，似乎不多。不多并不说明没有，有唐一代，此辈狂才的行迹，就时有出现。
生活在中晚唐时期的薛能算是一个例子。他参加科举考试获得成功，先后做过大小不等的文武官职，公事之余中却未忘风雅，给自己定下了每天创作一篇作品的规矩，从勤勉上说，确实值得肯定，可惜字字珠玑的佳境只是存在于人们美好的想象中，对于薛能来说，作品数量的泛滥只是加速了质量的滑坡，他的诗作内容平平，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。但薛能自己并不这样认为，他在心目中对自己文学地位的评判，很有些天下第一的感觉。
刘得仁是与薛能同时代的一位落第士子，文学造诣却绝不比薛能低，区别只在于参加科举考试没成功，淡然放弃。大约是受到薛能自我标榜的误导，在当时诗坛自己也闻名的情况下，刘得仁居然带了一部诗稿去请他点拨，谁知薛能并没有当一个导师悉心点拨所需要的耐心和雅兴，看完后仅仅是草草题了两句诗加以“批评”：“千首如一首，卷初如卷终。”
初唐时期的另一个狂才要算崔信明。这位在隋朝年间便已做官，因乱世而隐居，后来又在唐朝出仕的狂才，对自己的文学才华同样认为很了不得。在人前卖弄诗文，处事傲慢无礼，都是他的“强项”。然而，这位狂才却是不幸的，因为他遇到了一位比他超狂的狂才——郑世冀。
郑世冀当时担任扬州录事参军，也是个一个恃才傲物的狂傲之人。二人在长江上不期而遇，郑世冀说：“听说你的诗作中有‘风落吴江冷’这样的诗句，我还想看看你的其他作品。”崔信明以为遇到知音了，很高兴地拿出以前的作品交给郑世冀。谁知郑世冀胡乱翻了翻，就说：“亲眼看见的还不如耳朵听说的。”说罢，直接把诗卷扔进大江之中，开船扬长而去。 作为狂才的崔信明，不幸遇到了超狂的郑世冀如此的奚落，他的愤怒与难堪我们不难想见，但对方是现役军官，他或许只能自找台阶，讪笑作罢。
初唐时期“文章四友”之一的杜审言，向人夸耀的不仅是自己的诗文作品，还包括书法造诣。他曾经说：“我的诗文足以让屈原宋玉的赋成为属下，我的书法当得王羲之的老师。”他不光贬抑死去的，对他的同僚也不留情。苏味道也是“文章四友”之一，他担任天官侍郎期间，杜审言参加某次的官员预选试判。杜审言试判出来后对别人说：“苏味道肯定要死了。”旁人很吃惊，问是什么缘故。杜审言说：“他见到我的判词，难道不会羞愧而死吗？”
通常情况下，人们会在老景将至时，收敛曾经的名利之心，杜审言独不然。年老患病，弥留之际，他对前来探视的宋之问、武平一说：“我受尽了造化小儿的苦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不过我活着，总是让你们出不了头。就要死了，遗憾的是找不到接替我的人啊！”临死前遗憾的居然是世间再也找不到自己这样的高才，不是活到老狂到老又是什么呢？屈原、宋玉的作品至今还在被研究、学习，被一些人奉为高标；人们也仍能找到王羲之的书法真迹，可是，对于自诩盖过他们的杜审言，又留下多少值得今人细细揣摩的东西呢？
光阴荏苒，在相同的空间里，时间跨越了一千多年。把目光放远到文学或文化之外，许多领域都不乏真正的天才，当然，同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还有不计其数的庸才。古人总疑虑天才易遭造物之忌，于是真正的天才也未免惶惶，不敢张扬。相形之下，狂才则显得肆无忌惮，且他们的狂傲多以对别人的不屑或凌辱为表达方式，这无异于为自己的未来埋下一些人为的隐性的祸端。上面几位，多数未获善终，固然与当时混乱的时政有关，跟他们自身性格的跋扈，似乎也不无联系。
不知千余年之后的今人，还需要从他们的行迹中另外读出点什么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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